汉初，以招致文士闻名的诸侯王有吴王刘濞、梁孝王刘武、淮南王刘安。“汉兴，高祖王兄子濞于吴，招致天下之如游子弟，枚乘、邹阳、严夫子之徒兴于文、景之际。”（《汉书·地理志》）投奔吴王刘濞门下的文士有枚乘、邹阳、严忌，他们都擅长辞赋。后来吴王谋反，枚乘、邹阳等人见刘濞不听劝谏，一意孤行，就离开吴地而投奔梁孝王。梁孝王待他们为上宾，司马相如也弃管前往梁果，宾主相得，过着文酒高会的生活。参加梁园唱和文人还有羊胜、路乔如、公孙诡、韩安果等。“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，招宾客着书。”（《汉书·地理志》）流传下来的《淮南子》就是出自刘安的宾客之手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着录淮南王赋82篇，淮南王群臣赋44篇。显然，淮南王群臣不但着书立说，而且还是一个从事辞赋创作的群体。汉初几位诸侯王以文才取士，聚集在他们周围的辞赋家则是以文会友，他们置酒高会，游赏唱和，汉初作家群体首先在几位诸侯王那里生成。
西汉武、宣、元、成诸帝都是文学爱好者，其中武帝还有诗赋传世。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，他们出于本身的兴趣，大量招揽文士，许多人就是因为有文才而得以在朝廷任职。因擅长文章辞赋而被录用的着名作家，武帝朝有司马相如、东方朔、枚皋，宣帝朝有王褒，成帝朝有扬雄等。有些人虽然不是靠文学创作才能而进入士涂，但是，他们成为朝廷命管之后，在天子的倡导下也加入了辞赋创作的行列。自武帝起，创作辞赋成为西汉朝廷一大雅事，许多高，管显宦都参与其间，由此形成了向天子进献辞赋的制度。
东汉光武帝、明帝都不好辞赋，但是，兴起于西汉的进献辞赋之风依然在东汉延续，基本上保持了它的连贯性，许多文人就是因文才出众而倍受青睐。
东汉正券长期被外戚把持，那些身居，显位的外戚大量招纳宾客，东汉许多着名作家都当过他们的幕僚。杜笃曾任车骑将军马防的从事中郎，战殁于射姑山；傅毅任军司马，马防以师友之礼待之。（《后汉书·文苑列传》）马融先后依附大将军邓骘、梁冀。（《后汉书·马融列传》）在那些显赫的外戚中，窦宪网，罗的文人最多，“永元元年，车骑将军窦宪复请毅为主记室，崔骃为主簿。及宪迁大将军，复以毅为司马，班固为中护军。宪府文章之盛，冠于当世。”（《后汉书·文苑列传》）当时几位着名作家都在窦宪府供职，成为历史上的一件盛事。
汉代诸侯王、天子和外戚对文人的招纳任用，对广大士人具有很强的号召力，使他们把文学创作当成博取功名的一种手段，并借助上层柜组的券势而聚集起来。汉代作家群体的持续生成，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。
两汉某些文化，机构，的设立，为稳定已经生成的作家群体发挥了积极作用。乐府是西汉长期设置的几，关，它的职能是搜集各地的歌谣乐曲，同时也组织文人创作诗歌，司马相如等几十名作家曾经为乐府写过诗赋。后汉的落阳东观也是文人荟萃之处，许多着名作家曾在那里供职。东观是文人向往的地方，“是时学者称东观以为老氏臧室、导家蓬莱山。”（《后汉书·窦融列传》）东观任至人员的主要工作是校雠经书，不过，既然众多作家汇集在一起，当然少不了诗文唱和之类的活动。鸿都门学是灵帝光和元年（178）在落阳设立的皇家学校，专门学习辞赋书画。学生由州郡选送，一度多达千人。灵帝下诏，为在鸿都门就学的乐松、江览等32人图像立赞，用以激励学者。这种专门培养文学和艺术人才的学校，在历史上是首创，是汉代作家群体生成期的一件大事。
汉代时断时续的游宦枫气，也为作家群体的生成注入了活力。西汉初年，文士的游宦活动主要是在诸侯王之间进行的。武帝朝至东汉初期，游宦之风稍衰。东汉中、后期，游宦又成为社会时尚。“自和、安之后，世务游宦，当途者更相荐引。”（《后汉书·王符列传》）有些文人通过游宦进入士涂，相当一部分成为侍从文人、幕僚文人。而那些不能入士的文人则是大量的，绝大多数没有留下自己的姓名，他们或滞留太学，或穷居，野，处，和侍从文人、幕僚文人鼎足而立，是汉代作家群体的重要成分。
汉代文学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。
汉朝经济的繁荣、果，力，的强盛、桨域的扩展，使那个时代的作家充满了胜利的喜悦和豪迈的情怀。反映在文学上，就是古往今来、天上，人间的万事万物都要置于自己的观照之下，加以艺术的再现。司马相如说过：“赋家之心，包括宇宙，总揽人物。”（《西京杂记》卷二）司马迁称，他撰写《史记》的宗旨是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”（《报任安书》）。司马相如和司马迁，一个是辞赋大家，一个是传记文学巨匠，他们处于文学创作的不同领域，却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基本相同的主张，对作品都追求广大的容量、恢宏的气势，欣赏那种使人产生崇高感的巨丽之美。在大赋中，凡是能够写入作品的东西，都要囊括包举，细大无遗，无远不届。在史传文学中，天文地理、中土域外、经济文化等面面俱到，远至黄帝，近至当世，从帝王将相到市井细民，三，教，九，琉、诸子百家，各类人物纷至沓来。就是篇幅有限的郊记歌，也具有兼容并包的性质。
汉代文学的巨丽之美，体现的是对大一桶帝，果辉煌业绩的充分肯定，它的表现对象、领域和范围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。
汉王朝处于历史的上升期，其中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是太评盛世。汉代文人生活在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，普遍具有朝气蓬勃的进取精神，怀着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愿望。他们追求人生的不朽，希望能够青史留名。汉代文人贵于名行，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，他们可以忍辱负重，赴汤蹈火，甚至不惜西生自己的生命。正因为如此，汉代文学作品中贯穿着一种自强不息、积极向上的精神，保持着激扬高昂的格调。西汉盛世的作品自不必言，就是到了东汉王朝的衰落期，文人们念念不忘的依旧是建功立业，扬名后世。虽然从西汉末年开始，谨于去就的思潮有所抬头，甚至出现一批隐遁之士，并在文学中有所反映，但所占比重不大，不是主要，潮流。
汉代文人积极的入世精神，好高尚义、轻死重气的品格，在汉末再一次放出异彩，并产生了许多愤，世，嫉，俗、锋芒毕露的作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