男人与女人交往，大多是图女人那个肉身。
男人与男人交往，都是图有个狐朋狗友帮一帮。
生活总有例外，连我也搞不明白，自己要脑子没脑子，就是一个半苶半呆的傻子，旁人想躲都躲不过来，师傅却偏偏拉住我不放，也许应了那句老话，王八瞅绿豆对上了眼。
但生活经验告诉我，男人交往在一起的结果只有两个，一个结果是成为了“朋友”，一个结果是成为了“敌人”。至于什么算是真正的敌人？这个问题太复杂，叫我说一天一宿也未必能说清楚。然而，什么是朋友就很简单，有四个字足够了，那就叫“两肋插刀”。
回顾我和师傅的交往史，他待我绝对够得上“两肋插刀”。
比如我被保卫科五花大绑、绳起来那一次，堪称孤胆英雄的师傅，他如天兵神将，突然破门而入，顶天立地矗立在我面前，“咣咣”地拍着桌子，一边指着我一边高声咆哮。
“天底下有像他这样偷东西的人吗？”
“明晃晃不知道避人，只有傻子才能干出来！”
“拿厂里东西的人多了，你们一个也抓不着，偏偏抓了一个傻子。”
一时间，师傅显得威光赫奕，而且越说越激动，连那张嘴翕动得频率也更快，喷的吐沫星儿四溅，含着酒味的飞沫落在我脸上。待我一偏脸，看见了已经目瞪口呆的李科长。此时他气得小脸煞白、煞白，呵哧呵哧地喘着粗气，那个蒜头鼻子都他娘的有点气歪了。
感慨万分的我，鼻子有点酸酸的。
不过我知道，我会永远记下这一幕。
但我更知道，世界只有永恒不绝的时间。
时间是一把锋利的刀，会斩断一切人间情缘。
无论男人和男人，还是女人和女人，总有走到义断情绝的一天。
这正是：
花无百日红，
人无千日好。
一张逝去的岁月大幕悄然落下。
从前的故事已经成为美好的往事。
然而，只要没有气息人亡，还得续写没有完结的丑陋故事。
我们一向以伟大而自称的祖国，盛产一向以伟大而自称的人民。我们伟大的人民，一向以无限正确而自居，并且一向讲究“痛打落水狗”的伟大态势，人人手握一个大棒，警惕地游弋在岸边，只要你一露头，一棒子就给你打进水里去，但绝对不会打死你，让你在水里面泡着，一边折磨你玩一边幸灾乐祸，让你饱尝水深火热之痛，坚决不容许你爬上岸来。
我是一个扛折腾的人，打小就在臭泥塘里攉弄，已经浸泡数十年。
虽然师傅年长我近十岁，多吃了十几年的咸盐，却从未在这么浑、这么深、这么臭的水里玩过，扑腾几下就扑腾不动，无声无息沉入了水底。当然，他不会等着淹死，因为他是聪明人，蔫悄儿潜入水底之后，偷偷挖通一条逃亡暗道，顺着这条暗道就“逃”之夭夭。
狡兔三窟，
移花接木，
乃为掩人耳目。
师傅没有声张，蔫蔫巴巴就溜走了，连一点声息都没有留下，悄悄逃到离我厂不远的建筑木构件厂，那也是我们公司下属的一家企业。据说他去了机修车间，继续干老本行，做机械维修兼水电焊工作，只是当不上班长这个小官喽，如果班长还算是一个官职的话。
嘿嘿，真是小鸡子不撒尿自有通道啊！
……
生活总是这么有趣，
一切充满神奇与巧合。
师傅偷偷逃离了案发境内，这让曾经发过毒誓的王厂长，失去了在自己一亩三分地修理他的机会。但是，天意却不可违。你不报应他，他就会报应你。而且，可怕的“报应”很快降临了。这一年的年底，师傅调走一个月后，眼瞅着日历要翻没页了，只是可怜的王厂长没有能够翻到最后几篇，他的好日子永远永远留在了这一年，因为他突然横尸暴毙了。
那天早晨，我刚走出车库，听见有人说。
“皇帝驾崩了！”
“皇帝驾崩了！”
我回头一看，看见刘蓓蓓紧撵着大胖娘们。
“你嚷嚷个啥？”
“全厂谁不知道。”
大胖娘们停下了脚步，扒拉着刘蓓蓓的胳膊。
“王厂长死了？”
“王厂长真死了？”
又惊又喜的我，赶紧加快脚步，也凑了上去。
他娘的！俩人就像事先商量好的，谁也没搭理我。
然而，说与不说都没有**毛用处，铁的事实已经不容篡改，王厂长确实死了。不过他死去的地方挺诡异，正是那天我没能进去的厂长办公室。这叫我油然生就一丝安慰，感到自己很庆幸，多亏那天没走进去。要不然的话，说不定我也会沾染上一点倒霉的晦气。
……
人生的价值，或许不仅仅限于活着。
但对于生命来说，活着就是最大的价值。
王厂长没有了生命，这肯定是他最悲哀的一天。
当天一下班，我骑着自行车，绕一个大圈子，去了远处一家大型副食品商店，挑了两瓶上好的“十里香”牌白酒，又买了一大兜子红元帅苹果，再折回厂子，直奔师傅家去。
自从在医院和师傅见了一面，直到他调走后，我们没联系过一次。
叫我没有想到的是，王厂长说走就走，赐予我一个与师傅见面的良好契机。因为有这么一个意外的重大“好消息”，我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向师傅通报，让他好好解恨的同时，也好好的高兴一小会儿。兴许他一高兴，备不住就原谅了我，我们之间也许会和好如初。
敲开房门，迎接我的人却是安。
师傅没在家，屋里有点冷冷清清。
安说：“有些日子没来吧？”
我问：“小姨，师傅还没下班？”
安加重语气说：“你师傅不下班啦！”
我一愣：“今个儿他加班？”
安说：“是啊，他到萨哈林给老毛子加班去了。”
我惊呼：“他去苏联了？！”
福兮祸所依，
祸兮福所倚。
安告诉我说，师傅弟弟的一个朋友的朋友的叔叔，正是我们公司一个领导，还正好是主管人事的副经理，根本没费劲，只请那领导吃两顿大餐，一句话就把师傅调到新单位。也许这就叫做否极泰来，师傅还没上一个多星期的班，好事跟着他脚后跟又来了，而且，用不着他削脑尖儿去和别人争着抢着，直接就搭上了去苏联萨哈林岛务工挣钱的末班车。
改革开放年初期，工厂的工人出国做劳务挣钱，也是一条快速发家致富的捷径。我们厂早期输出去的部分劳工，目的地是中东国家伊拉克。当时，两伊战争处于微妙初期，响当当的“第纳尔”还依然坚挺，去了一年半载就能换回来洗衣机、冰箱和彩色电视机。所以，同志们为争取一张去巴格达的机票，相互之间除了挖门盗洞，只差一点就打掉了脑袋。
我问：“师傅去多长时间？”
安说：“说是一年，干好了还会延长。”
我说：“这么说家里就剩你一个人吃饭啦。”
安说：“你说话咋不长点脑子，我儿子不算人？”
我笑了：“嘿嘿，你儿子不是长期住在姥姥家，这屋里不就剩下你一人？”
安说：“剩我一个人怎么了？”
我说：“说说你又要急眼，我怕你一人在家害怕呗。”
安说：“我害怕又能咋样？难道你打算过来陪我做伴？”
但是她一说完，顿觉失口，皱巴巴的小耗子脸还涂上一层红色。
一看到安娇羞的样子，我忽然生出几分怜悯，又想起那天在饭店里、还没来得及追问师傅的那句话。于是，我上来了打破砂锅璺到底的脾气，口无遮拦地打听起那件事情来。
其实我的想法十分简单，既然第二当事人已经跑到遥远的国外，那就不妨询问询问第一当事人。况且，第一当事人就在我眼皮底下，她知道的肯定比第二当事人还要清楚。